1955年大授衔，贺炳炎得知自己授上将后很惊讶：我是不是听错了

1955年初夏，一份来自北京的授衔初步名单摆在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的案头。 当工作人员把消息讲完，这位独臂将军愣了几秒，连声追问： “我是不是听错了。” 图|贺炳炎 据说就在当天晚上，这位征战了一辈子、能顶着炮火轰鸣入睡的的老将军失眠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掰着手指头算了又算。 也难怪贺炳炎睡不着，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是根据以前战功资历综合评定，当然最直观的一个因素是1952年军队评级。 当时贺炳炎只是被评为准兵团级，按照授衔要求，自己顶多授予中将，大概率可能是个少将。 解放战争打完的时候贺炳炎还是第一军军长，1952年军队评级，他被评为准兵团级，授衔前两年才升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 放眼整个上将序列，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个级别的人。 当年和贺炳炎同期当军长的老战友，比如余秋里、廖汉生等等，大多评的是中将。他怎么算，都觉得“上将”这两个字压在自己肩上太沉了。 将星底色 之前聊过不少有关授衔时的趣事，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上将中唯一一个准兵团级的将领贺炳炎。 很多人觉得，贺炳炎授予上将军衔是不入的，毕竟在所有授予上将的人中，他的军队级别最低（这里不包括地方干部）。 可事实上就是，贺炳炎从一开始就在上将名单中，后来中央考虑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没把他拿出来。 图|1950年春，贺炳炎、廖汉生和一军参谋杨文安与率队进军玉树的骑兵第二支队队长冀春光贺英 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名上报中央预授上将的名单是58人，这个预授上将名单中，有七人是被列入到大将名单中的。 这个第一版本的授上将名单中，就有贺炳炎的名字。 名单递上去以后，毛主席觉得人太多，提出缩减员额。 当月月底，第二版本的51人名单就提出来，这一版本中除了去掉了全部调到地方任职的干部外，副兵团级莫文骅、程世才、李天焕、郭化若也被拿出来，改授中将。 贺炳炎还是岿然不动。 此后上将名单陆续有所调整，比如像原来拟定授大将的，多数都是这个时候被定为授上将，还有一部分涉及到政审的。地方干部重新参与评定授衔的。 1955年9月授衔之前，有两名上将候选者提出了降衔，一个是主持评选工作的徐立清，一个正兵团级主动提出让衔，高风亮节，让人尊重。 还有一个就是廖汉生。 网上文章流传的版本是，当时贺老总在贺炳炎、廖汉生授衔问题上有过考虑，他觉得廖汉生与他有亲戚关系（廖汉生第一任妻子贺老总外甥女），基于这层关系，贺老总选择了贺炳炎。 要知道廖汉生1954年就出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他是所有国防部副部长中，唯一一个中将。 于是贺炳炎就成了红二军团在上将之中的代表。 年轻时候 贺炳炎是湖北松滋人，幼年丧母，放过牛、杀过猪、打过铁，十六岁跟着贺龙的红四军走了。他个子不高，性子却烈得像一炉烧红的铁，参军没几年就从战士一路打到红军主力师师长。 贺龙对他的使用方式简单直接： “遇到难题，就让贺炳炎上。” 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后向贵州转进，贺炳炎率红五师在瓦屋塘担任先头部队。敌人的狙击火力异常凶猛，他在阵前指挥时，右臂被一发达姆弹击中。 贺炳炎当时就不省人事，据时任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回忆，当时贺炳炎“骨头被炸得粉碎，整条手臂像条低垂的丝瓜般吊在膀子上”。 贺彪给的处理办法是，必须截肢，而且海德世齐根锯掉，否则上半身肌肉坏死，命保不住。 因为条件简陋，给贺炳炎做手术的手术台是从破庙里卸下的一块门板，手术锯是从老乡家借来的木工板锯，消毒靠一锅烧开的水，麻药只有一针吗啡。 贺炳炎在术前醒了过来，贺龙俯身告诉他实情，一颗泪珠从眼角冒出来，他吃力地说： “既然是总指挥做的决定，那就锯吧，但不要用吗啡。” 贺彪和另一名医生像锯木头一样“吱吱嘎嘎”地动起手来，贺炳炎闭目咬牙，汗暴如雨，血顺着断臂和锯子两端往下淌，滴答滴答如同屋檐滴水，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他把塞在嘴里的毛巾咬得稀烂。贺龙事后从地上捡起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揣进怀里。 那一包碎骨，后来成了贺龙对身边人讲“共产党人骨头有多硬”时最沉默的证物。 这次截肢让贺炳炎永远失去了右臂，却没有让他离开战场。抗战期间他出任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在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队，把敌人的运输线打得几近瘫痪。 当时的八路军团长，后来相当一批都走进了开国上将的名单。贺炳炎的上将根基，是在红军和抗战的炮火里一寸一寸打出来的，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算这笔账。 当然，除了资历和战功外，贺炳炎的这个上将军衔，其实更多是替牺牲的战友领的。 贺老总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但是这支军队得发展实在是命运多踹。 红二方面军，真正由贺老总从湘鄂西带出来的只有红二军团，因为红六军团是湘赣苏区走出来的，严格意义上讲是中央红军，所以萧克、王震虽然被授予了上将，但他们代表红二方面军并不权威。 基于文章篇幅，这里不再做过多介绍，只需要明白一点，当年跟随贺老总初创红二军团的人